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奸劫弒臣第十四

  凡奸臣皆欲順人主之心以取親幸之勢者也。是以主有所善,臣從而譽之;主有所憎,臣因而毀之。凡人之大體,取舍同者則相是也,取舍異者則相非也。今人臣之所譽者,人主之所是也,此之謂同取;人臣之所毀者,人主之所非也,此之謂同舍。夫取舍合而相與逆者,未嘗聞也。此人臣之所以取信幸之道也。夫奸臣得乘信幸之勢以毀譽進退群臣者,人主非有術數以御之也,非參驗以審之也,必將以曩之合己信今之言,此幸臣之所以得欺主成私者也。故主必蔽于上,而臣必重于下矣,此之謂擅主之臣。

  國有擅主之臣,則群下不得盡其智力以陳其忠,百官之吏不得奉法以致其功矣。何以明之?夫安利者就之,危害者去之,此人之情也。今為臣盡力以致功,竭智以陳忠者,其身困而家貧,父子罹其害;為奸利以弊人主,行財貨以事貴重之臣者,身尊家富,父子被其澤:人焉能去安利之道而就危害之處哉?治國若此其過也,而上欲下之無奸,吏之奉法,其不可得亦明矣。故左右知貞信之不可以得安利也,必曰:“我以忠信事上,積功勞而求安,是猶盲而欲知黑白之情,必不幾矣。若以道化行正理,不趨富貴,事上而求安,是猶聾而欲審清濁之聲也,愈不幾矣。二者不可以得安,我安能無相比周,蔽主上,為奸私以適重人哉?”此必不顧人主之義矣。其百官之吏亦知方正之不可以得安也,必曰:“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,若無規矩而欲為方圓也,必不幾矣;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求安,是猶以足搔頂也,愈不幾也!二者不可以得安,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?”此必不顧君上之法矣。故以私為重人者眾,而以法事君者少矣。是以主孤于上而臣成黨于下,此田成之所以殺簡公者也。

  夫有術者之為人臣也,得效度數之言,上明主法,下困奸臣,以尊主安國者也。是以度數之言得效于前,則賞罰必用于后矣。人主誠明于圣人之術,而不茍于世欲之言,循名實而定是非,因參驗而審言辭。是以左右近習之臣,知偽詐之不可以得安也,必曰:"我不去奸私之行,盡力竭智以事主,而乃以相與比周,妄毀譽以求安,是猶負千鈞之重,陷于不測之淵而求生也,必不幾矣。"百官之吏,亦知為奸利之不可以得安也,必曰:“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,乃以貪污之心枉法以取私利,是猶上高陵之顛墮峻裕谷之下而求生,必不幾矣。”安危之道若此其明也,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,而百官安敢以貪漁下?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弊,下得守其職而不怨。此管仲之所以治齊,而商君之所以強秦也。

  從是觀之,則圣人之治國也,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,而不恃人之以愛為我也。恃人之以愛為我者危矣,恃吾不可不為者安矣。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,正直之道可以得利,則臣盡力以事主;正直之道不可以得安,則臣行私以干上。明主知之,故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。夫是以人主雖不口教百官,不目索奸邪,而國已治矣。人主者,非目若離婁乃為明也,非耳若師曠乃為聰也。不任其數,而待目以為明,所見都少矣,非不弊之術也。不因其勢,而待耳以為聰,所聞者寡矣,非不欺之道也。明主者,使天下不得不為己視,天下不得不為己聽。故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,而天下弗能蔽弗能欺者,何也?暗亂之道廢而聰明之勢興也。故善任勢者國安,不知因其勢者國危。古秦之俗,君臣廢法而服私,是以國亂兵弱而主卑。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公道,賞告奸、困末作而利本事。當此之時,秦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,無功可以得尊顯也,故輕犯新法。于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,告之者其賞厚而信,故奸莫不得而被刑者眾,民疾怨而眾過日聞。孝公不聽,遂行商君之法。民后知有罪之必誅,而告私奸者眾也,故民莫犯,其刑無所加。是以國治而兵強,地廣而主尊。此其所以然者,匿罪之罰重,而告奸之賞厚也。此亦使天下必為己視聽之道也。至治之法術已明矣,而世學者弗知也。

  且夫世之愚學,皆不知亂之情,讘讠夾多誦先古之書,以亂當世之治;智慮不足以避阱井之陷,又妄非有術之士。聽其言者危,用其計者亂,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。俱與有術之士,有談說之名,而實相去千萬也。此夫名同而實有異者也。夫世愚學之人比有術之士也,猶蟻垤之比大陵也,其相去遠矣。而圣人者,審于是非之實,察于治亂之情也。故其治國也,正明法,陳嚴刑,將以救群生之亂,去天下之禍,使強不陵弱,眾不暴寡,耆老得遂,幼孤得長,邊境不侵,群臣相關,父子相保,而無死亡系虜之患,此亦功之至厚者也。愚人不知,顧以為暴。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,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。何以知之?夫嚴刑重罰者,民之所惡也,而國之所以治也;哀憐百姓輕刑罰者,民之所喜,而國之所以危也。圣人為法國者,必逆于世,而順于道德。知之者同于義而異于俗;弗知這者,異于義而同于俗。天下知之者少,則義非矣。

  處非道之位,被眾口之譖,溺于當世之言,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,幾不亦難哉!此夫智士所以至死而不顯于世者也。楚莊王之弟春申君,有愛妾曰余,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。余欲君之棄其妻也,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,曰:“得為君之妾,甚幸。雖然,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,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。身故不肖,力不足以適二主,其勢不俱適,與其死夫人所者,不若賜死君前。妾以賜死,若復幸于左右,愿君必察之,無為人笑。”君因信妾余之詐,為棄正妻。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為后,因自裂其呆衣之里,以示君而泣,曰:“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,甲非弗知也,今乃欲強戲余。余與爭之,至裂余之衣,而此子之不孝,莫大于此矣!”君怒,而殺甲也。故妻以妾余之詐棄,而子以之死。從是觀之,父子愛子也,猶可以毀而害也;君臣之相與也,非有父子之親也,而群臣之毀言,非特一妾之口也,何怪夫賢圣之戮死哉!此商君之所以車裂于秦,而吳起之所以枝解于楚者也。凡人臣者,有罪固不欲誅,無功者皆欲尊顯。而圣人之治國也,賞不加于無功,而誅必行于有罪者也。然則有術數者之為人也,固左右奸臣之所害,非明主弗能聽也。

  世之學者說人主,不曰:“乘威嚴之勢以困奸邪之臣”,而皆曰:“仁義惠愛而已矣!”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,是以大者國亡身死,小者地削主卑。何以明之?夫施與貧困者,此世之所謂仁義;哀憐百姓,不忍誅罰者,此世之所謂惠愛也。夫有施與貧困,則無功者得賞;不忍誅罰,則暴亂者不止。國有無功得賞者,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,內不急力田疾作,皆欲行貨財,事富貴,為私善,立名譽,以取尊官厚俸。故奸私之臣愈眾,而暴亂之徒愈勝,不亡何時!夫嚴刑者,民之所畏也;重罰者,民之所惡也。故圣人陳其所畏以禁其邪,設其所惡以防其奸,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。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,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。無棰策之威,銜橛之備,雖造父不能以服馬;無規矩之法,繩墨之端,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;無威嚴之勢,賞罰之法,雖舜不能以為治。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,行愛惠,而欲霸王之功,亦不可幾也。故善為主者,明賞設利以勸之,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;嚴刑重罰以禁之,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。是以無功者不望,而有罪者不幸矣。讬于犀車良馬之上,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;乘舟之安,持楫之利,則可以水絕江河之難;操法術之數,行重罰嚴誅,則可以致霸王之功。治國之有法術賞罰,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,水行之有輕舟便楫也,乘之者遂得其成。伊尹得之,湯以王;管仲得之,齊以霸;商君得之,秦以強。此三人者,皆明于霸王之術,察于治強之數,而不以牽于世俗之言;適當世明主之意,則有直任布衣之士,立為卿相之處;處位治國,則有尊主廣地之實:此之謂足貴之臣。湯得伊尹,以百里之地立為天子;桓公得管仲,立為五霸主,九合諸候,一匡天下;孝公得商君,地以廣,兵以強。故有忠臣者,外無敵國之患,內無亂臣之憂,長安于天下,而名垂后世,所謂忠臣也。若夫豫讓為智伯臣也,上不能說人主使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患,下不能領御其眾以安其國;及襄子之殺智伯也,豫讓乃自黔劓,敗其形容,以為智伯報襄子之仇。是雖有殘刑殺身以為人主之名,而實無益于智伯若秋毫之末。此吾之所下也,而世主以為忠而高之。古有伯夷叔齊者,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,二人餓死首陽之陵。若此臣,不畏重誅,不利重賞,不可以罰禁也,不可以賞使也,此之謂無益之臣也。吾所少而去也,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。

  諺曰:“厲憐王。”此不恭之言也。雖然,古無虛諺,不可不察也。此謂劫殺死亡之主言也。人主無法術以御其臣,雖長年而美材,大臣猶將得勢,擅事主斷,而各為其私急。而恐父兄毫杰之士,借人主之力,以禁誅于己也,故殺賢長而立幼弱,廢正的而立不義。故《春秋》記之曰:"楚王子圍將聘于鄭,未出境,聞王病而反。因入問病,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,遂自立也。齊崔杼,其妻美,而莊公通之,數如崔氏之室。及公往,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。公入室,請與之分國,崔子不許;公請自刃于廟,崔子又不聽;公乃走,逾于北墻。賈舉射公,中其股,公墜,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,而立其弟景公。"近之所見:李兌之用趙也,餓主父百日而死,卓齒之用齊也,擢湣王之筋,懸之廟梁,宿昔而死。故厲雖癕腫疕瘍,上比于《春秋》,未至于絞頸射股也;下比于近世,未至餓死擢筋也。故劫殺死亡之君,此其心之憂懼,形之苦痛也,必甚于厲矣。由此觀之,雖“厲憐王”可也。


譯文:
    所有奸臣都是想順從君主的心意來取得親近寵愛地位的。因此,君主喜歡的,奸臣就跟著吹捧;君主憎恨的,奸臣就跟著詆毀。大凡人的常性,觀點相同的就相互肯定,觀點相異的就彼此指責。現在臣子所贊譽,正是君主所肯定的,這叫做“同取”;而臣子所詆毀的,正是君主所憎恨的,這叫做“同舍”。取舍一致而互相對立的,還不曾聽說有過。這是臣子用來取得寵幸的途徑。奸臣能夠憑借寵幸的地位來說毀或夸獎、提升或罷免群臣,如果君主沒有法術來駕馭他,不用檢驗的方法來考察他,必會因為他過去和自己意見相同而輕信他現在的話,這是寵臣所以能夠欺騙君主、營私舞弊的原因。所以君主在上面一定受蒙蔽,而奸臣在下面一定握重權,這就叫做控制君主的臣子。

    國家有了控制君主的臣子,臣下就不能充分發揮智慧和力量來效忠君主,各級官吏也不能奉行法制來建立功績。憑什么明白這些?安全有利的就去追求,危險有害的就要避開,這是人之常情。現在臣下盡力來建功,竭智來效忠的,結果自身困窘而家庭貧窮,父子都遭受禍害;行奸營利去蒙蔽君主,廣事賄賂去投靠達官重臣的,自身尊寵,家庭富裕,父子都得到好處;人怎么能離開安全有利的大道而走向危險有害的地方呢?治國到了這么錯誤的地步,而君主希望下面沒有奸邪,官吏遵守法令,不能辦到是夠明顯的了。所以近臣知道忠貞老實不可能得到平安和利益,一定會說:“我憑忠誠老實侍奉君主,不斷立功來求得平安,這等于瞎子想分辨黑白的真相,一定沒有指望了;如果按照法術推行正理,不去趨炎附勢,只去侍奉君主而求得平安,這等于聾子想辨別聲音的清濁,更沒有指望了。這兩種做法都得不到平安,我怎能不結幫拉派、蒙蔽君主、作奸行私來迎合重臣呢?”這樣就一定不顧君主的利益了。各級官吏也知道正直不可能求得平安,一定會說:“我憑清廉侍奉君主來求得平安,就像沒有規矩而想畫出方圓一樣,—定沒有指望了;假如憑守法、不結黨營私、履行職責來求得平安,這就好比用腳搔頭一樣,更沒有指望了。這兩種做法都不能得到平安,能不違法營私來迎合重臣嗎?”這樣就一定不顧君主的法令了。所以為了私利去幫助重臣的人就多了,按照法制侍奉君主的人就少了。因此君主在上面陷于孤立而奸臣在下面結成死黨,這就是田成所以能殺掉齊簡公的原因。

    懂得法術的人做臣子,能夠獻出法術的主張,對上彰明君主的法令,對下制服奸臣,以此來尊崇君主,安定國家。因此,法術主張能進獻出來,賞罰制度接著就能實行了。君主真正懂得了圣人的法術,而不遷就世俗的言論,就會按照名實來判定是非,根據驗證來鑒別言論。因此近侍寵臣,知道欺詐不可能求得平安,一定會說:“我如果不去掉奸私行為,盡心盡力去侍奉君主,而竟想通過相互勾結胡亂褒貶來求得平安,這好比背負千鈞重擔掉入萬丈深淵還想逃生,一定沒有指望了。”各級官吏也知道作奸營私不可能得到平安,一定會說:“我不用清廉方正來執行法令,竟用貪詐骯臟的心思違反法令來謀取私利,這好比從高山之頂墜入深谷之下還想逃生,一定沒有指望了。”利害關系是這樣清楚,近臣怎么敢用假話欺騙君主,而百官怎么敢用貪欲來魚肉百姓?因此,臣子能夠表達他的忠心而不蒙蔽君主,官吏能夠忠于職守而沒有怨言。這就是管仲能使齊國大治、商鞅能使秦國強大的原因。

    由此看來,圣人治理國家,本來就有使人不得不愛我的辦法,而不依賴別人出于愛而為我效力。依賴別人出于愛為我效力就危險了。依靠使人不得不為我效力才能平安。君臣之間沒有骨肉之親,如果憑正直態度可以得利,臣下就會盡力來侍奉君主;憑正直態度不可以求安,臣下就會營私來侵犯君主。明君懂得這個道理,所以設立賞罰措施來昭示天下,如此而已。因此君主雖然不親口教化百官,不親眼搜索奸邪,國家卻已治理好了。作為君主,并非眼睛像離婁一樣才算銳利,并非耳朵像師曠一樣才算靈敏。假定眼睛不靠君主法術,而要等到親眼看見才以為明白,看見的東西就少了;這不是不受蒙蔽的方法。假定耳朵不靠君主權勢,而要等到親耳聽到才以為清楚,聽到的東西就少了;這不是不受欺騙的方法。作為明君,要使天下不得不為我看,不得不為我聽。所以身處深宮之中,明察四海之內,而天下臣民不能加以蒙蔽和欺騙,為什么呢?因為愚昧混亂的辦法廢除了,耳聰目明的形勢形成了。所以善于借勢的,國家安定;不知借勢的,國家就危險了。古代秦國的風俗,君臣廢法而行私,因此國亂兵弱而君主卑弱。商鞅勸說秦孝公要變法易俗,倡明公道,獎勵告奸,抑制工商,便利農耕。在這種時候,泰國百姓習慣于犯罪可以赦免、無功可以顯貴的舊俗,所以輕易觸犯新法。于是對違反新法的人刑罰嚴厲而堅決,對告發奸邪的人賞賜優厚而守信,所以奸邪的人沒有不被發現的,遭受刑罰的人很多,民眾怨恨,大家的責難每天都能聽到。秦孝公不加理睬,堅持推行商鞅的法令。民眾后來知道有罪必誅,而告發奸私的人多,所以民眾沒有敢犯罪的,刑罰也就沒有對象施加了。因此,國家太平而兵力強盛,土地廣大而君主尊貴。泰國所以治理得好,是因為對包庇罪犯的懲罰嚴厲,對告發奸私的賞賜優厚。這也是使天下人一定成為自己耳目的方法。最好的治國法術已經夠明白了,而當代學者卻一點也不懂得。

    再說當代那些愚蠢的學者,都不懂得治和亂的實情,只會諜諜不休地引用古書,來擾亂當代的國家治理;他們的智謀不足以避開陷阱,卻又胡亂攻擊堅持法術的人。聽信他們的言論就危險,采用他們的計謀就混亂,他們是愚蠢透頂的人,又是危害最大的人。他們和堅持法術的人一樣都有善于談說的名聲,其實卻差得很遠,這就是名同而實質不同的例子。當代愚蠢學者和法術之士相比,就如同小土堆和大山陵相比一樣,二者相差實在太元了。作為圣人,能夠了解是非的實情,明察治亂的真相。所以他治理國家時,明正法令,設置嚴刑,用來解救百姓的禍亂,消除天下的災難,使強不欺弱,眾不侵寡,老年人們得享天年,幼子孤兒得以成長,邊境不受侵犯,君臣親密相處,父子互相護養,沒有死亡和被俘的憂患,這也是最重大的功績啊!愚蠢的人不懂這些,反而看作殘暴。他們固然希望安治,卻反對達到安治的方法;都厭惡危險,卻又喜歡造成危險的原因。怎么知道這些?嚴刑重罰,是百姓所厭惡的,但又是國家得以治理的方法;憐惜百姓減輕刑罰,是百姓所喜歡的,但又是國家陷入危險的途徑。圣人以法治國,必定違反世俗而順應真理。懂得的人,就會贊同原則而違背世俗;不懂的人,就會違背原則而贊同世俗。天下懂得的人少,這個原則就成為錯誤的了。

    處在不合理的地位,遭受著眾人的誣陷,淹沒在世俗的輿論中,卻想在嚴厲的君主面前求得平安,不也是非常困難的嗎!這就是法術之士到死都不能在社會上享有聲望的原因。楚莊王的弟弟春申君有個愛妄名叫余,春申君的正妻的兒子名叫甲。余想讓春申君拋棄他的正妻,便自己毀傷身體來讓春申君看,并哭著說;“能做您的侍妄,我感到很幸運。然而順從夫人就無法侍侯好您,順從您又無法侍侯好夫人。我實在不賢,沒有能力使你們二位都稱心,情形擺著不能都服侍好,與其死在夫人那里,還不如死在您面前。我死以后,假如您身邊再有得寵的人,希望您一定要明察這種情形,不要被人笑話。”春申君因而相信了余的謊言,為她拋棄了正妻。余又想殺甲而讓自己兒子做繼承人,就自己撕破襯衣里子,讓春申君看并哭著說:“我受寵于您的時間很長了,甲不是不知道,現在競想強迫調戲我。我和他爭執,竟至撕破了我的衣服。孩子不孝順,沒有比這更嚴重的了。”春申君大怒,就殺了甲。所以正妻因余的謊言而被拋棄,兒子也因此而死。由此看來,父親愛子,尚且會因誹謗而加害,君臣之間沒有父子關系那樣親密,而群臣的毀謗更不只是一個妄的搬弄是非所可比的。無怪乎賢人圣人要遭到殺害了!這就是商鞅在秦被車裂、吳起在楚被肢解的原因。大凡做臣子的,有罪本不想受到懲罰,無功卻都想顯貴。而圣人治理國家,賞賜不給沒有功勞的人,刑罰必須施加給犯罪的人。既然如此,那么法術之士的為人,本就會遭到君主近侍奸臣的陷害,不是英明的君主是不會采納他的主張的。

    當代學者進說君主,不說“憑借威嚴的權勢去抑制奸邪的臣子,”卻都說“仁義惠愛就夠了”。君主欣賞仁義的名聲而不去考察它的實質,因此,嚴重的國家滅亡,君主身死,輕一點的土地喪失,君位卑下。怎么得知這些呢?把財物施舍給貧困的人,這是世人所謂的仁義;可憐百姓,不忍心懲罰,這是世人所謂的惠愛。既然要施舍給貧困的人,那么無功的人就會得賞;既然不忍心懲罰,那么暴亂就不能制止。國家有了無功得賞的人,民眾對外就不致力于作戰殺敵,對內就不努力從事耕作,都一心想著行賄巴結權貴,用私人的善行樹立名譽,以便獲取高官厚祿。所以奸私的臣子越來越多,暴亂分子越來越猖狂,國家不亡還待什么呢?嚴刑是百姓畏懼的,重罰是百姓厭惡的。所以圣人設置嚴刑來禁止奸邪,設置重罰來防止奸邪,因此,國家安定而暴亂不會發生。我據此知道仁義惠愛不足實行,而嚴刑重罰可以治國。沒有馬鞭的威力、馬嚼子的配置,即使是善于駕車的造父也不能馴服馬匹;沒有規矩作為準則、墨線用來校正。即使是巧匠王爾也不能畫好方圓;沒有威嚴的權勢、賞罰的法令,即使是堯舜也不能治理好國家。當代君主都輕易放棄重罰嚴刑,實行愛惠,卻想建立霸王功業,也是沒食指望的。所以,善做君土的人。明確設置獎賞、利祿來鼓勵人們,使民眾靠建功立業得賞,而不靠君主行仁義來賜予;推行嚴刑重罰來限制人們,使民眾因罪受罰而不靠君主講愛惠來赦免。因此,無功的人不會幻想得賞,犯罪的人不會僥幸免罰。依靠堅車好馬,就可以在陸地上沖破陡坡險阻的危險;憑借船的安穩,依仗槳的作用,就可以在水上克服橫渡江河的困難;掌握法術之道,實行嚴刑重罰,就可以成就霸王的功業。治理國家有法術賞罰,就好比陸路有堅車良馬,水路有輕舟便槳樣,憑借它們的人因此獲得成功。伊尹掌握了法術,實行賞罰,商場因此稱王;管仲掌握了法術,實行賞罰,齊桓公因此稱霸;商鞅掌握廣法術,實行賞罰,秦國因此強大。這三個人,都精通成就霸王的法術,熟悉治國強兵的方法,而不拘泥于世俗的說教;他們符合當代君主的心意,就會由布衣之士直接得到任用;他們處在卿相的位置上治理國家,就能收到使君主尊顯、領土擴大的實績:這種人才稱得上值得尊敬的大臣。商湯得到伊尹,憑借百里之地成為天子;齊桓公得到管仲,成為五霸之首,九合諸侯。一匡天下;秦孝公得到商靶,領土因而擴大,兵力因而強盛。所以有了忠臣,君主對外沒有鄰國入侵的憂患,對內沒有奸臣作亂的擔憂,天下長治久安,名聲流芳后世,這就是所說的真有了忠臣。至于豫讓作為智伯的臣子,上不能勸說君主,使智伯懂得法術制度的道理,躲避災難禍患,下不能率領部下來讓國家安定。等到趙襄子殺了智伯,豫讓才自己涂黑皮膚,割去鼻子,毀壞面容,以圖替智伯向趙襄子報仇。這雖有毀身冒死來忠于君主的名聲,實際上卻對智伯沒有絲毫的好處。這是我所貶低的,但當君主卻認為他忠誠而加以尊敬。古代曾有伯夷、叔齊兩個人,周武王把天下讓給他們,他們卻不接受,最后餓死在首陽山上。像豫讓和伯夷、叔齊這樣的臣子,不畏重刑,不圖厚賞,不能夠用刑罰來限制他們,不能夠用賞賜來支使他們,這就叫做無用的臣子。這是我所鄙視厭棄的人,卻是當代君主所稱贊訪求的人。

    古話說:“麻瘋病患者憐憫君主。”這是對君主不尊敬的話。然而古代沒有虛妄的諺語,不能不詳察。這句話是針對被劫殺死亡的君主說的。君主不用法術來駕馭他的臣下,即使年齡高而資質好,大臣也還要得勢擅自處理和決斷事情,而各為各的私人要事忙碌,害怕君主親戚和豪杰之士借助于君主的力量來約束和誅罰自己,所以殺掉賢良成年的君主而擁立幼小懦弱的君主,廢掉正宗嫡子而立不該繼位的人。所以《左傳》記載說:“楚王的兒子圍將訪問鄭國,還沒出境,聽說楚王病重就返回朝廷。借著進去探病,用他系帽的帶子勒死了楚王,于是自立為楚王。齊國崔杼的妻子長得美麗,齊莊王她通奸。多次進入崔抒的屋里。等到莊公又一次到來時,崔杼的家臣賈舉就率領崔杼的手下人攻打莊公。莊公逃到屋內,請求和崔抒平分國家,崔杼不答應;莊公請求在宗廟里自殺,崔杼仍不答應;于是莊公就逃跑,翻過北墻。賈舉射擊莊公,射中了大腿,莊公掉下墻來,崔杼的手下人用戈把莊公砍死了,然后崔杼擁立莊公的弟弟景公做君主。”近期所見:李兌在趙國掌權,趙武靈王被困百天而餓死;卓齒在齊國掌權,抽了齊湣王的筋,吊在宗廟的梁上,過了一夜死去。所以,雖然麻瘋病癰腫瘡爛,上比于春秋時代,還不至于勒頸射腿;下比于近世,還不至于餓死抽筋。所以被劫殺而死亡的君主,他們內心的憂懼,肉體的痛苦,一定超過了麻瘋病患者。由此看來,即使是說“麻瘋病患者哀憐君主”,也未嘗不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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